春秋战国时代，玉器艺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放射出不朽的光辉，与此相对应的是，玉文化观念也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独特的因素，影响深远。总的趋势是将“德”的观念注入玉的内涵，与神物、瑞玉之说并立，使神秘意味浓厚、以祭祀为主要用途的玉器，推广而为贵族、知识分子比赋个人道德的佩饰甚至弄器，原始粗朴的玉崇拜上升成为理性的玉的崇高化、人格化、道德化文化思想。这场变革主要是在以齐、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的，地处西陲的秦人受影响的程度比较有限，典籍中零星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玉的理解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以玉事天地、诸神、先祖是玉最原始的作用，良诸文化的发现中已有证明，《尚书》中亦可见到以圭、璧行祭的记载。东周时代礼乐废弛，新兴阶级不断打破旧有秩序，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使原始神话遭到理性的排斥，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以玉祭祀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形势解》：“牺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点。秦民族在立国之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信奉原始的多神教，立国岐周故地后又继承了周人敬事鬼神的传统。据《史记•秦本记》，秦襄公时，即立西畤，祠白帝。此后，立祠祭祀的神怪有蛇神、牛神、雉神、青龙神、黄帝、炎帝等等。
而《封禅书》所记秦统一后建立的诸神体系就更为复杂，有祭于山东的八主，祭于雍的日、月、参、辰等百余神，全国的名山大川诸神，还有社神、最小鬼之神等基层小神，如满天星辰般占据了秦人信仰的天堂，而且都怠慢不得，必须“岁时奉祠”。祭祀都要用不同等级、数量的牺牲和玉器，所谓“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封禅书》对雍四畤的祭品记述基详：“春夏用骍，秋冬用駠。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大量秦式祭祀玉器的出土与《史记》的封禅书、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秦人大量立祠、祀神、封禅、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从这一点看，秦人玉文化观念与关东诸国相比原始性较强。
2．殓尸随葬。疏琮璧以殓尸，希望尸身不腐魂魄不散，这在良诸文化中已有之，至西汉的“玉柙”裹尸为其最完备的形式。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汉书•贾邹枚路传》记秦始皇：“葬于骊山，被以珠玉，饰以翡翠”，甚简略。这与古人保密的作法有关，《史记•封禅书》记秦皇之泰山封禅：“禅于梁父。甚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陵更采用了活埋工匠的残酷手段以保守墓中封藏之密。这可能是有关葬玉的记载难以见到的原因。《汉书》中这一条有关秦皇被珠玉而葬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疏玉殓尸可得不朽的说法是相信的。
3．佩带。以玉为佩的习俗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对玉的种种道德比赋，更使得佩玉成为“君子”不可或缺之物，《礼记•玉藻》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对这种佩玉之风的总结。春秋战国大量有关玉的记载中许多都与佩玉有关。从记载看佩玉人群很文泛，不但有“君子”，还有妇女，如《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瓊琚。”儿童也加入了佩玉的引列，《诗•卫风•芄兰》有“童子佩觿”之语。
4、礼聘。以玉器作为礼尚往来的赠品在春战国时代非常流行，史籍与文学作品的有关记述表明玉器不仅可以用于诸候之间的交往，贵族间的婚聘，亲戚之间的礼赠，而且王候将相常以之收买谋臣死士，说客也以之货赂政要，打通关节。甚至恋人赠玉以传情，夫妻间亦以赠玉示恩爱。《秦风•渭阳》：“我送舅氏，修您我思。何以赠之？瓊瑰玉佩。”这首优美的赠别诗表明了在秦穆公时代秦人对华夏赠玉礼俗已有深刻的理解。但秦国的治玉工艺毕竟不够发达，象赵王派苏秦约诸候合纵抗秦。一次就给“白壁百双”，这样常见于关东诸国的大礼单秦王是开不出来的，所以史籍所见，秦人备礼主要用金、帛而不用玉。如《战国策•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王）乃资（姚贾）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带以其剑。”同书《义渠君之魏》篇：“（秦王）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这类记载颇多。
5．玺印。玺印作为个人的信物，在帝王贵族即成为权力的象征，《战国策•魏策•华阳军之战》中孙臣对玺与土地关系的一段论说证明了玺印重要的政治意义。制印材料，先秦遗物中有铜、玉两种，铜多而玉少，秦代开始以玉为玺的权力为帝王独占。《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长信候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集解》引蔡邕语：“诸候大夫印称玺”可知春秋战国时代王后之印称玺是各国通例而非秦人独创。同条又引卫宏语：“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秦始皇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将新石器时代以来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
6．玉的比赋意义。以玉比赋于人，是玉器社会作用加强的一种表现。玉的比赋意义有三种，一喻容貌，如《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二喻性情，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三喻道德，这类材料最多，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种种不同的说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说理论性最强，影响也最大：“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这些论调流行于关东诸国，秦人有关以玉比赋的例了仅见前述《小戎》中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一句。这一句诗因为孔子的引用而被引伸出比赋君子“仁”的意义，而考察原文，其诗为妻子怀念征在外的丈夫而作，这一句下面接着说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上下文连贯起来的意思是妻子思念丈夫，想到丈夫那样温和柔顺的人，在出征途中住在简陋的板屋里，使妻子万分操心，这与《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囗（王差），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典型的以玉喻德相差甚远。秦人的比赋没有达到道德的层次，对于玉性质的把握还处在较直现、自然的状态。
7．关于和氏璧。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其专列一题，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
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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